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下）

2025-12-12 22:10 来源：踏群网点击：

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下）

子　规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正月，因为谢灵运在临川的“游放不异永嘉”，辜负了朝廷的信任，司徒、彭城王刘义康便派人到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会同州从事郑望生，要将他押回京师发落。孰料他的戆性子上来了，竟率兵拒捕；不过终究不是朝廷对手，很快便被擒拿归案，解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受审。廷尉认为按律当斩，宋文帝却爱其才而法外开恩，只“免官而已”。刘义康则坚持要法办。文帝便来了个折中，降旨免去谢灵运死罪，但发配到边远的广州予以管制。他于元嘉十年的秋天抵达这里，原想就此安顿下来，可以去尽心领略异乡山水的别样美。（这一时期写有《岭表赋》及《岭表》诗等。）可是他到底命运多舛，冬天即遭飞来横祸——被一群山民诬告为购买军械，纠结健儿，图谋造反。（这究竟是官府布的局、设的套，还是真有其事，不得而知。）这样的罪名报上朝廷，即使宋文帝有心回护也无言以对了。就地正法的诏书很快就通过驿道快马传递过来。他在朝中的一干好友，如颜延之、慧琳等，虽为文帝所重，但此时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时在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年四十九。

一生桀骜不驯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把他的死也搞得极有个性和诗意。他临刑前要来一把剪刀，竟将他的一口美髯齐整整地剪下来，请人送到南海祇洹寺给维摩诘造像做胡须。（参见刘

：《隋唐嘉话》卷下）他还要过文房四宝，写下绝命诗一首，题作《临终》：

……

凄凄凌霜柏，纳纳冲风菌。邂逅竟几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获林下泯。……

其中“恨我”二句，抱憾自己未能真正实现归隐自然之志，未能去与他深爱的山水最终相融为一体。他至死仍怀抱山水情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中记载谢灵运的死事后也为之叹息：“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真是一语中的。应该说，恃才放逸是诗人的通病，但是像谢灵运这般一直以自我为中心而任性放纵、偏执不移的性情诗人并不多见。他的这个毛病到底使他过早丢了性命。只是，如果没有这个毛病，便不会成就出开创山水诗派的大诗人谢灵运。他的山水诗是用生命合着大自然的天籁唱出来的，所以才会充满生命的精彩与大自然的律动。我们试看他那常为人提及的《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严格地说，是诗并非纯粹模山范水，算不上典型的山水诗，但却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最负盛名。其艺术架构和写作技巧，在谢客山水诗中也极富普遍意义。这首诗是他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于永嘉太守任上写的。池上楼时在永嘉郡治所永宁县（今浙江温州市）城外西北三里处，因建在水池（后人称谢公池，俗名灵池）边，诗人故有此称。

诗人写他久病初愈，到郊外散心，遂登池上楼远眺。刚推开窗户，便觉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满眼风光，生机盎然，精神为之陡振；由此对比自己仕途落寞，离群索居，虽惆怅感伤，却又矢志不渝，坚持操守。前八句写他仕途受挫，进退两难的境地；“衾枕”以下八句为登楼所见远近景色；最后六句写心境，发感触。全诗粗看似乎可分为情、景、理三重内容；倘细察，则不尽如此。因为那首尾两重并非单纯状情表意，而是以景带情，以景兴意。中间一重虽纯写春光，即在无限春光中溢出隐隐惆怅。过去常说陶（渊明）诗景中有人，谢诗景中无人。其实谢诗景中有人，只是有得甚巧，隐得极深，可谓人在景中，景中蕴情。诚如吴小如先生所讲：“读陶诗如散步于乡间原野，景色平常而得天真之趣；读谢诗则如置身于巧匠布置的园林，或面对堂皇秀丽的金碧山水，尽管有人工雕饰的痕迹，却不易一眼望尽，有耐人寻味的特色。”［1］

毛泽东在清人沈德潜所选《古诗源》上读到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诗曾批道：“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2］毛泽东批谢灵运搞政治不行，能力不够；想像陶渊明那样做林下封君，又不甘心。《登池上楼》便是他这窘况的反映，是他内心的独白。末句“无闷”（心无所闷）一语出自《周易·乾卦》。其载孔子解释“潜龙勿用”的话：“龙德而隐者也……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意即有龙一样品德而隐居的人，逃离人世不会有苦闷，不被世人称道同样不会在意。谢灵运在政治上屡遭碰壁后独上高楼，观天地广阔、春光融融而立下退隐山林的决心，故云：“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坚持操守并非独有古人，“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也可获得征验。）不过，谢灵运虽以潜龙自诩（《登池上楼》起首便是：“潜虬媚幽姿”），却始终难忘祖上的荣光，未能抵挡住尘世的诱惑而与当权者屡起摩擦，最后还是以政治犯的身份给砍了头。联系到这一结果，我们更加相信《登池上楼》其实是在借山水出事，以山水咏怀；又以“潜虬”“退耕”为幌子，以退为进，静观时变，伺机再掀波澜。难怪毛泽东读后，会有“通篇矛盾”之慨。而借山水说政治，以山水抒幽愤，亦乃谢灵运山水诗的一贯手法。从这一点看，颇有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

谢灵运画像（选自明万历刻《三才图会》）

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像建安诗歌一样，常爱用典，但比后者更圆熟，更自然，更深邃。《登池上楼》凡二十二句，便用了十一个典故（潜虬、飞鸿、进德、退耕、祁祁、豳歌、萋萋、楚吟、索居、离群、无闷），且无斧凿之迹，十分贴切。梁代文学家钟嵘《诗品》在论及谢灵运山水诗时，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今人赵昌平先生也说：“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3］

收有谢灵运诗的《古诗源》（清·沈德潜辑）

钟嵘所言谢诗“丽典新声”，乃谢客信手拈来又化雪无痕；“名章迥句”，是其苦心经营而厚积薄发。诸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等等皆珠圆玉润，清俊婉丽，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怜爱争诵。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一段，也主要是针对以谢诗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风格而发的：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清人黄叔琳在这段文字后有一评注：“谢客为之倡。”这是指谢灵运首倡有对偶辞采的山水诗。今人林庚先生也认为：谢灵运“是正式把诗歌带入骈俪的第一个人。”［4］其实，早在东晋初，庾阐等人的山水诗便具有骈俪的风貌。如庾阐《三月三日》前四句：“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骈偶规整，丽而不靡。不过，在山水诗文中大量运用骈偶，以追求词句工丽，音节铿锵者，确是由谢灵运首开风尚。而当一旦形成风尚，则会呈现字斟句酌，钩玄索隐，意象深曲的面貌，却于大局处难于驾驭。所以，大小谢（谢灵运、谢

）以后的南朝诗歌虽也有名句可以抄摘，却少见一气呵成、能够千古传诵的名篇隽制。这也是为后人诟病的地方。

至于谢灵运《登池上楼》中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佳句，究竟是呕心苦吟、精心雕琢而来，抑或锦心绣口，妙手偶得的？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说：“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惠连即谢惠连（397-433），谢灵运的族弟。《南史·谢灵运列传》说：谢灵运十分器重谢惠连的才华，“与为刎颈之交”。谢灵运与他，还有何长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指谢惠连及何、荀、羊）。”谢灵运每见谢惠连便觉神清气爽，顿有诗兴。他自称梦见谢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不外是印证与这位风流倜傥、冰雪聪明的小堂弟之间的深厚情谊。谢惠连遗留于今的诗虽仅三十余首，但最出彩的除咏怀诗《秋怀》、叙事诗《捣衣》外，便是山水诗了，如《泛南湖至石帆》《泛湖归出楼中望月》。他同谢灵运一样有山水之好，笔下的山水写得满纸烟云而又玲珑剔透，颇有其堂兄风采。后人将他与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又和谢朓合称“三谢”。（谢灵运、谢朓亦合称“大小谢”。）可惜他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而巧的是其卒年乃元嘉十年（公元433年），同谢灵运之死同年。

或许因为同谢惠连的至爱亲情，谢灵运写出《登池上楼》后，便将它题书于永嘉城外积谷山的石壁上（同时题书的还有他于永初三年从京师外放永嘉途中所作《过始宁墅》。后人将他题诗的这处石崖称为“谢客岩”。《登池上楼》及其名句“池塘生春草”历经千百年的传诵，已成为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一个标识。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里所言“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即援引“池塘生春草”的故事。他还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云：“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明白表示对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尊崇。北宋文学家吴可在《学诗》诗中则说：“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谢灵运的山水诗。《古诗源》收谢灵运诗二十四首，毛泽东作了圈划的就有二十二首。他在编者论及谢诗时所言“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以及“别绪低徊”“触景自得”等处，都划了曲线和圈，以示赞同。1949年5月5日，毛泽东邀柳亚子赴家宴。末了，毛泽东特书谢灵运、薛道衡和苏轼名句赠与客人。其中谢诗名句即为“池塘生春草”。［5］

谢灵运存世诗歌有一百来首，约一半以山水为题或涉及山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刻画山水、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康乐神工默运，明远（鲍照字）廉俊无前，允称二妙。”这里声色指山水描写，性情指直接的情志抒写。沈德潜认为，诗歌自谢灵运起，才着意于通过对山水的细微观察与细致刻画来表现思想感情，而不是直接谈玄说理。（谢诗中或可见一些玄言的尾巴，这是六朝诗歌在其“转关”——走向新体——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必求全责备。）谢诗将山水与性情相交融而又互为依托，将大自然的百般美丽、千端丰姿、万种风情活泼泼地付诸笔端；同时以“人巧夺天工”（相对于以天然取胜的汉魏古诗而言），终至“声色大开”，使山水诗“由附庸蔚为大国”（钟嵘《诗品》序）。

南朝山水的婀娜多姿、灵动多趣、丰富多彩最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获得世俗的共鸣。南朝山水一旦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被发现、并“被歌唱出来，便无往而不属于全民的喜悦。谢灵运正是第一个诗人，全力以赴地写出它来”［6］，自愿把它无与伦比的大秀大美恭捧出来给世人看、供世人欣赏，造成南朝士人山水意识的觉醒与勃发。这是谢灵运之前的山水诗人未能做到的，是谢灵运对山水诗的一个大贡献。谢灵运之后，鲍照、沈约、王融、范云、谢朓、何逊、吴均、阴铿等接踵而至，争学大谢，倾力山水，将南朝山水诗推向意象纷呈、七彩斑斓、新俊可人的境界。山水诗到了这里，算是达到它的第一座艺术高峰。正是从这层意义上看，说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甚至说他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并无不可。

注释：

［1］《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627页。

［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3页。

［4］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5］参见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6］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