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我的前半生》版本流变到公版

溥仪：《我的前半生》版本流变到公版

1950年8月，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后，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责。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历时一年半左右。

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据溥杰回忆：

许多原伪满大臣、将官也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

油印本《我的前半生》的基调是“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罪性质的作品。《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年溥仪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

成稿后，由战犯自刻蜡版，油印了几十本，送公安部领导传阅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就是摇篮时期的《我的前半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比较关注，公安部至今保存着周总理接见溥仪及其家人时的谈话纪要，以下是节选：

表示油印本“写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公安部因势利导，要求群众出版社完成这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之后，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群众出版社又安排李文达等有关编辑与溥仪一起，根据以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印本的《我的前半生》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次易稿、反复修改后，形成了多个版本的《我的前半生》。

周总理与溥仪谈话时曾肯定了溥仪自传初稿的价值，嘱咐用四号字印出来一本“未定稿”，送给溥仪修改，直到比较完善为止。这里所说的“未定稿”，是根据“油印本”印成的十六开大字本上中下三册。

据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刘复之回忆说：“毛主席看过《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后，说写得不错，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统战部部长徐冰看完“油印本”并听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后，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具体印出时间为1959年秋。于是，全国政协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内部印发“灰皮本”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为了满足政法系统的需要，决定用850纸型的32开本，以上下两册的方式，把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活字体，在系统中发行，该版本也是群众出版社对《我的前半生》的首次介入。

“灰皮本”规定“内部发行”，范围是政法系统17级以上干部，即1952年党和国家干部从供给制政治、生活待遇改为工资制以后的副科级以上的政法口干部。

溥仪开始写《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时，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得太坏”，说的就是这种“犯人心态”。例如，如何认识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

出版社认为，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考察。

“另起炉灶”写作的执笔人仍由时任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负责，并重新收集材料，重新构思，重新撰写成文。1961年8月15日，公安部党组指定凌云、于桑、夏印、沈秉镇等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士，组织了一次《我的前半生》研讨会，对已写出的章节发表意见。与会者对“抓住了溥仪怕死不认罪到悔恨过去、向往新生的思想变化脉络”表示同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正在紧张修改《我的前半生》的时候，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上，给溥仪提出了建议。

在毛主席宴请溥仪之后，公安部抓紧了修改工作。1962年2月，溥仪和李文达历经一年多时间，完成了重写工作。群众出版社将书稿铅印成大字本，即“一稿本”。

一稿本印成样本后，先后请康生、陆定一、陈毅、罗瑞卿、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刘大年、申伯纯（时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阅，还送文化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阅。反馈回来的意见，总体评价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

溥仪亲自批校的“溥修本”

一稿本完成于1962年2月，同年3月排出清样。一稿本是公安部领导满意的，溥仪和李文达也满意的送审稿。相对“灰皮本”而言，是一个全新性质的版本。溥仪收到清样后，逐字逐句进行了审读，并在清样的天头、地脚、钉口、切口以及行间作了一百五十余处批校，有的多达三百字（批语多，校对少）。而溥仪批校的版本，就被称为“溥修本”。

1961年9月，溥仪在北京家中

仔细阅读溥仪的批校文字，可以感受到他在审读书稿时，是逐字逐句、反复认真地研读。在他批校文字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对标点符号的改正，有对地点、时间、人名的更正，更有对史实讹误的纠正。对于一稿本中对某些人物的描绘和细节的描写，溥仪也认真对待，该补充的补充，不确切地给予更改。

溥仪的记忆中有许多鲜活的印象，仅举一例。一稿本多处涉及爱新觉罗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溥仪的批校在面对近亲属的言论、行迹方面，表现出慎重态度。

“溥修本”反映出改造时的心态

在世界的范围内，溥仪是唯一被改造好了的封建皇帝。而在“溥修本”中，反映战犯改造的批注也占了一定的比重。溥仪尽量回忆和重现历史细节，文中不时流露出其经过改造的心态。

关于战犯改造的某些历史细节，如果当事人不予披露，它就永远地湮没了。如果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细节讲述出来，就具备开掘新史料的意义。比如：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稿本留下的一百余处、数千字的增添、说明和建议删去的文字，有溥仪对自己前半生生活的片段回忆，又反映出溥仪对稿本内容的独特认识。群众出版社还是很尊重溥仪的建议，而且有很多内容是按照溥仪的意见作了增删或调整。

二稿本”吸收了多方意见

一稿本成稿后，溥仪和李文达综合并吸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对一稿本作了一些修改、增益或删减，并补充了溥仪“五十三年大事记”和从档案馆等地方引录的材料作为附录，于1962年10月印出“二稿大字本”（两册，52万字）。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担任“二稿大字本”的审读主要召集人，继续征求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历史界、文学界许多专家学者、著名人士等各方面的修改意见。

此后，溥仪和李文达在群众出版社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继续修改书稿。据《溥仪日记》记载，溥仪在“二稿本”到小字本（1964年3月版）的进阶过程中，曾十九次来群众出版社。

综合多方面的修改意见，由李文达执笔，对二稿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尤其是对后半部分进行了较多剪裁或变动，1963年11月，这部经过多次修改、综合各方面意见的《我的前半生》终于杀青。正式付印前，清样送溥仪审核。溥仪又逐字逐句审读，并纠正了一些谬误，

溥仪很在乎在改造过程中有关思想变化的细节，在第九章“接受改造”中，他对许多地方作了修改或删除的建议。如有一段关于外国记者的访问的情节叙述：

“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个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长期不审判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如果没有其他意思的话）。

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倒是很值得惊奇的”后边，溥仪补充了一段他回答外国记者的话：

“我又说：我过去处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皇帝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伪满皇帝的时代，才真正是我的悲哀。现在正是我开始认识真理走向重新做人的最幸福前途的开始……”

定本删除了关于婉容孩子的内容

群众出版社充分尊重作为《我的前半生》创作主体之一的溥仪，在“定本”的清样中，经溥仪修改或增删的建议，多数按照溥仪的意见作了调整或增删。此外，对于原稿中一些表达含糊不清、过度的自我菲薄和不甚恰当的称谓，都尽量地删除或重新组织语言。

被删去的还有一些太过残忍、引起中外读者不愉快的内容。比如有一段关于溥仪处理婉容偷情所生的孩子的内容：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焚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此外，“定本”中被简略或删减的某些叙述还有关于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三野公馆”的描写；李鸿章记录清末一场大水灾的奏折；张宗昌生活简史；溥仪的打油诗以及占卜的卦辞，理由是不能够宣扬封建迷信。

总之，《我的前半生》的“定本”与作者溥仪的身份更相适应，增加了自传的可信度。一切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尽量避免引起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该书更好地为政治和社会服务。

写作中的溥仪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出版后，直至“文革”结束前，只有17级以上干部凭介绍信才能购买，但该书还是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当时公安部领导拟印十万册就终止。不过，在1978年群众出版社恢复后至今，《我的前半生》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大

结尾：现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已经公版，各大出版社都出了相应的版本，不过都是最后的定本，也就是《我的前半生》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