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水竹村：徐世昌飞黄腾达前苦心经营蛰伏之所

辉县水竹村：徐世昌飞黄腾达前苦心经营蛰伏之所

“水竹村”之名源于1912年5月徐世昌（卫辉曹营街人）的汲县“省亲”之旅。

在5月5日、6日的隆重祖莹拜扫添土后，徐世昌“七日至辉县，居新葺之宅”。

八日“至冀家厂察看庄房、竹园。地亩现种麦，麦收后种稻，此处地亩为辉县之冠。庄外新改河道水流甚畅，庄之东北水闸甚得势。看农人网鱼，久淹京尘，始得田园之乐。拟改名其地为水竹邨。”

“五月十一日（徐世昌）复至水竹邨庄房看视。拟修竹园前楼屋，村外添修小桥，引水溉竹。”

在1914年初所撰之文《水竹村记》中，徐世昌云：“村在辉县西南三里,西北距苏门六里而遥。百泉入淇之支渠五，汇注环匝，高宜桑麻黍菽，陂宜来牟，夏宜稻，一岁再熟，洼下宜苇，渔池荷淀交错，地尤宜竹。卫诗瞻彼淇澳，绿竹漪漪，咏歌水竹之盛，却皆擅其胜。余既移渠辟途，建桥浚池，益多种竹，因名曰水竹村。旧有两楼西向，复为北楼三间，道属为一，竹四面环之，颜曰竹隐，前为堂，题曰‘归田别墅’。”

1915年，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辉县水竹村。

居辉县期间，徐世昌与幕客登苏门、探幽寻胜，或“中秋至水竹村看秋稼”、或于“水竹村看斫竹”、或“日西出郭到水竹村附近相度修渠凿井”、或赋诗“寄题水竹村新起水亭”——“丛苇深篁作障屏，双流夹岸隐芳亭……最宜夏晓迎风露，柳气荷香梦半醒。”

追逐渔樵、享受悠游，在内有茂林修竹、外绕莲池清流的水竹村，被徐世昌过得有滋有味。

“不待登苏门、临百泉,已自有濠濮间想”，得古之“人家住宅，须要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消受如此清福，一身不虚矣”旨义。于村中观春篁解箨、听玉珠落盘、嗅新荷送香、品西横落日，岂不悦目适耳、悠然神会！

杖履往来、亲懿朋从，尔雅之士、燕集游盘。徐世昌更艳羡宋朝范仲淹之“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自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国家社稷与自身精神间，需要一个时机转换把控点。

的确，雅逸之地却让人有隐逸忘天下之念，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国传统文人担当的范仲淹，终非赏花品茗之辈，否则绝不会发出“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充满家国思考的诗句。

同样，以文治理事、抱负远大的徐世昌也绝不会流连于“夕阳扶醉村边立，闲听乡人话稻粳”的田园生活，以“归田别墅”为其余生之长久居处，其在《水竹村记》中明言“不敢以髦老居田而自逸也”。

归耕瞻太行之麓、诵淇澳之章，得濠濮间想，只是他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理念有隔阂异路之后的蛰伏韬光之举。

“山中宰相复还山，小筑园林傍百泉，孙窟啸歌常在耳，苏家鱼筍不论钱”，与徐世昌同时代的王树枏在其《题徐菊人相国水竹村图》诗中如是说。以“山中宰相”喻徐世昌，可见徐的经略才识非同一般。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

岂料6月袁世凯即病逝，重任在肩的“东海相国”徐世昌于1918年10月被北洋政府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达到了他人生最荣光的岁月。

尽管1922年6月徐世昌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但气节尚在，拒附倭寇、凛然自守，直至1939年6月5日病逝。

“叶落归根”的观念，使出生于汲县曹营街的徐世昌最终与夫人席元棣（辉县人。1930年3月病亡）合葬于秀美的百泉苏门山下，而水竹村也成为徐世昌留给辉县的一处曾引人流连忘返的佳景胜地……